北京市的南城和北部发展不同步，被称为“阴阳脸”城市。

南城的概念，是指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宣武门这“前三门”往南的区域。

据史料记载，南城早在元代就已形成了较为繁华的商业区。明永乐年间，从南京迁来的商户达7万之众。到清代，南城已经形成一个“集商业、娱乐和汉人士大夫文化为一体的独特城区”。

但随着清末国力衰微，战乱频仍，南城与整个北京城一并滑落。民国时期的北平政府也曾有过重振计划，但198年建都南京，这个计划便成了一个肥皂泡。

195后，北京历经数次区划调整，崇文、宣武，丰台以及后来并入的大兴、房山，形成了今天的北京南城地区。

公开数据显示，008年，原崇文、宣武两区的gdp不及东城和西城的1/5，丰台不及海淀和朝阳的1/40，南城人均gdp不到北城的一半，仅为北城的46。

有人说南城处于“下风下水”，自然条件和百姓居住心理，都有着天然的区位劣势。

也有人说南城的现状比较破碎，铁路、物流、车站、码头等不可移动本体多，整体规划难度大。

就投资规律而言，资本必然流向发达地区，而且资本越扎堆儿产生的效益越大。因此，南城的开发要逆着这个规律走，其难度可想而知。

南城的人口结构复杂、产业层次低下，是其发展滞后的后天原因。资料显示，南城的暂住人口超过总人口数40，普遍存在受教育水平低的问题。高中以上学历人口仅占18，“低保”和失业人口基数十分庞大。南城实际上就是“没有户籍的人口的聚集区”。

据说南城历史上也不是精英人群的聚集区。史料记载，居住在南城的“土著人口”，也多是以服务业为生的下层市民，如手工业者、小商贩、店铺学徒，以及天桥“八大怪”的街头艺人之类。

解放后，新中国的政府机关普遍搬进东城西城留下的前清王府。比如北京市政府就选择了正义路东侧的肃王府，公安部就选择了正义路西侧的淳王府，教育部选择了西单大木仓胡同的郑亲王府，民政部最初则选择了西黄城根南街的礼王府，等等。

由于清朝皇帝早被民国推翻，世袭了十来代的王爷们早已风光不再，王府早已经易手归入军阀新贵名下，或者被列强劫掠，属于“公逆产”房子。“公”就是公产，“逆”则是逆产，即国民党政府官员、汉奸、特务等政治上属敌对分子的人的房产。房子主人要么跑了，要么抓了，要么被镇压了。王府较大，适合办公，其它公逆产房子面积较小，就都分配当了宿舍。后来中央政府在三里河一带兴建了新的办公楼和住宅楼群，这在客观上仍然沿袭了官宦人家聚集在东城西城的旧例。

共处南城的崇文、宣武，曾流传一则笑话，说他们在旧城改建时，拆了一条街，只拆出一个科长，还是退休的。因为在严重依赖政治和国家资源分配的城市发展逻辑下，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潮中，包括十大建筑，北京饭店改造、建国饭店等现代商业设施等，南城早被选择性遗忘了，只是充当看客。

001年发布的《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南城得到了四百余字的关注，将其发展的定位表述为“着眼于缩小发展差距”。

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在场馆建设选址上，很多人建议选址南城，通过大型活动带来强大的资金注入以激活其发展，甚至在选址方案中，南中轴地区成为备选之一。然而几经讨论，最终留给南城的，是开幕式时永定门上空脚印形的一束烟花。

北京市的“十五”、“十一五”规划中，南城都作为重点发展区域得到提及，但在实际操作中，南城却一直被选择性遗忘。

北京高层显然已经注意到此问题，009年启动了南城行动计划，提出了建设“一轴一带多园区”产业空间格局的构想。既然政治是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就采取了一个大的动作：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崇文区并入东城区，宣武区并入西城区。人们在赞成的同时，也听到“北京领导没文化，不文不武要东西”的讥讽。

北京市发改委还制定颁布了《关于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第二阶段行动计划（01-015年）》。新计划涉及东城、西城、丰台、大兴、房山五区，共安排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4类项重大项目，其中续建项目94项，新建项目18项，总投资将达到960亿元。其中包括首都二机场的规划和建设，有了这个首期投资将超过700亿元的重大项目，南城大兴的未来发展被各界看好。

按照官方“两轴双区”的规划布局，南中轴路和北纬路将成为两条演艺核心轴区，北纬路的北侧被规划为演艺产业扩展区，南侧为城市文化活力区。在两片区域中将规划演艺中心区、表演艺术区、文化商务办公区、演艺孵化区、演艺功能配套区以及东西文化走廊等区域。同时，还将规划建设老北京民俗文化街、民国风情街等特色街区。

此前的南城是“一直在开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