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这一点在目前仍然很重要），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地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

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

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同心协力工作呢？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原西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

他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他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

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

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中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象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他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

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

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

啊啊！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布署，在夏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多数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中；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它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从县上回到地区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锁着。他的家还在原西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市医院，但他腾不出时间